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心理學堂:中西方文化的差异及根源

责任编辑:tspsy-沙朵  发布于2019-01-15 16:14   浏览次  
  心理导读:中西方不同的文化传统表现出不同的文化心理特征。文中比较和分析了两种文化三个主要的差异性特征,指出中西方地域文化是对等的,各有利弊,没有优劣之分。文章最后提出了优化中国传统文化的三点意见。    ---www.tspsy.com
 
心理學堂:中西方文化的差异及根源

心理學堂:中西方文化的差异及根源
 
  中國傳統文化和以歐洲文化爲主導的西方文化曆經數千年的傳承已經成爲世界文化寶庫中的豐厚遺産。由于地理環境、曆史背景、發展過程等因素的不同,中西方文化呈現出巨大的差異。不同的觀念經過人的心理折射後形成了中西方不同的文化心理,潛移默化地影響著人們的思維和行爲方式。關于中西方文化心理的比較研究,爲我們批判地繼承中國傳統文化提供了依據,也爲學習吸收西方文化的精華提供了文化上的支撐,因此具有重要的理論意義和現實意義。
 
  一、中西方文化差異的根源及本質
 
  從中西方文化的曆史發展來看,西方文化源于猶太宗教同希臘哲學的融合,兩者之間一個重要的共同點就是個體靈魂的觀念。中國文化中似乎並不存在西方式的個體靈魂觀念,具有較強的非宗教性。這一點也許正是造成中西方文化差異的根源所在。
 
  有了個體靈魂觀念,就比較容易産生明確的“自我”(個體)疆界。換句話說,西方的個體靈魂觀念不僅將人類同自然界明確地區分開來,而且也將自我作爲個體同他人作爲群體明確地區分開來。西方文化中的上帝信仰,一方面産生了在上帝面前人人平等的觀念,同時也使人可以不必依賴他人而通過自己與上帝之間的關系來對自己下定義。
 
  因此我們說,西方文化是以個體爲本位的個體文化,其實質內容可以概括爲兩點:一是把個體作爲一切現實和社會的出發點,二是認爲個體的性質體現于個體與其他事物的區別中。
 
  與之相對照,中國是個以群體爲本位、具有群體文化特征的國家,孔儒一家曾作爲封建社會的主體文化統治中國兩千多年。這種以“仁”爲核心的儒家文化,即中國傳統文化,把人定義爲“仁者,人也。”(《中庸》第20章)這就是說個人只有在群體(二人)的對應關系中,才能對自我或對方下定義。
 
  在中國傳統文化中,這類對應關系包括:君臣、父子、夫妻、兄弟、朋友、個人與集體等。這種強調人具有人倫關系和本性的觀念,成爲中國文化的重要特質,既由深層結構中“仁”的觀念,進而派生出“禮”的法則。其特征是重視君臣父子的等級秩序和長幼親疏、內外有別的綱常倫理。中西方文化在對人的本質的界定上存在根本分歧,從而導致雙方表現出不同的文化心理。雙方文化的本質區別在于中國文化強調群體,西方文化強調個體。
 
  二、中西方不同的文化心理特征
 
  (一)群體意識與個體意識
 
  中國是一個以群體文化爲主要文化特征的國家。中國人的群體意識來源于以農耕爲主的小農經濟生産方式。這種生産方式使得中國人習慣于集體作業,成爲中國人典型的人生體驗和一種約定俗成的典型情境,從而造就了中國人的群體文化心理。“四海之內皆兄弟”、“在家靠父母,出外靠朋友”等說法,就是群體觀念的典型反映。
 
  在思考問題和處理實際事物時,中國傳統一向強調求同性,提倡“合群”原則,人生的意義就是向整體性的自覺依附和歸順,自覺地奉獻于群體的目標。在群體文化中,群體的整體利益是個體利益的唯一參照物,是個體利益的出發點和歸宿。個體對于群體來說,義務重于權力,奉獻大于索取。
 
  難怪有人感歎:“中國文化最大之偏失,就在個人永不被發現這一點上。”這種群體文化觀念必然會投射在人們的行爲方式當中。例如,中國人喜歡紮堆,喜歡看熱鬧,喜歡大家庭(現在農村中仍視三世、四世同堂爲“福份”),喜歡“高朋滿座”“賓客盈門”,以“門庭若市”爲榮,以“門可羅雀”爲恥。
 
  中國人關心的是“別人怎麽看”,因而常常會用普遍認可的道德行爲規範自覺約束自己的言行,來獲得群體的認同。中國人對集體依附感的表現是多方面的,比如,中國人常常表現出對他人事物的“過多關心”,用易中天先生的話來說是一種“窺私癖”。這與尊重私人權的西方人所奉行的行爲准則是極度沖突的。
 
  西方文化的基本特征是個體主義,人們在社會交往中強調個性原則,尊重別人的權利,以取得人與人之間關系的和諧。個體本位的個體主義價值觀可以追溯到古希臘羅馬時期。古希臘人確信生命只有爲其自己的目的活著才有價值,他們拒絕肉體上的苦修,反對會造成損害生命的所有形式的克己行爲。
 
  美國人羅伯特?貝拉在《心靈的習慣》一書中寫到:“美國文化最核心的東西是個人主義……我們相信個人的尊嚴乃至個人的神聖。我們爲自己而思考,爲自己而判斷,爲自己而作決定,按自己認爲適當的方式而生活。違背這些權利的任何事情都是道德上錯誤的,都是亵渎神明的。”在英文書面語中,“我”(I)無論何時都要大寫,其他人稱卻不然,從這個小小的側面可以看出,在英語文化中,“我”比“我們”、“你們”、“你”、“他/她”、“他們”更重要。
 
  個體主義既是西方的一種哲學觀點,又是西方社會行爲的規範准則。個體主義意味著一種權力,即對私人狀態的尊重。“私人狀態”又稱“私人權”(privacy),由三個重要部分組成:私人空間、私人時間和私人活動領域。私人意識滲透到社會生活的方方面面,長期在群體文化影響下的中國人很難理解“私人權”所包含的西方文化內涵。
 
  在西方社会,个人的年龄、身世、工资、财产、信仰、婚恋史、家庭关系、私人友谊、特别疾病、心理偏好、身体状况等等无不属于私人权的范畴。“家就是城堡”(Home is the castle)是西方人的重要信条,未经允许私闯民宅,后果是不堪设想的。曾有这样一个案例:一位留学美国的日本青年无意间踏上了一间别墅外的草坪,结果被房子的主人开枪打死,法庭对该美国人的初审判决却是无罪释放。这件事曾闹得沸沸扬扬,引起了人们对东西方价值观差异的热烈讨论。
 
  同样,“别管闲事”(Mind your own business)是西方人的另一信条,如果对别人私事爱讲闲话,甚至有可能把自己卷入民事诉讼中去。不经预约擅自占用别人的私人时间和私人空间、未经允许翻看别人放在桌子上的书报等,都是令西方人十分厌恶的行为。
 
  (二)求同拒變與求變創新
 
  中國傳統文化的主脈是儒家文化,而中庸之道是儒家的中心思想,是我國傳統文化的核心組成部分之一。中庸中的“中”字意味著“折中、調和、無過也無不及”,庸的意思是“平常”。《論語?率雍》也寫到:“中庸之爲德也。其至矣乎。”對于中庸之道在中國的深遠影響,林語堂作了如下描述:“這種對中庸的崇拜,于是就變成了在思想上對所有過激言論、在道德上對所有過激行爲的一種厭惡,結果自然就形成了中庸之道……中國人如此看重中庸之道以至于把自己的國家也叫作‘中國’。這不僅僅是指地理而言,中國人的處世方式亦然。”
 
  搞中庸之道,就是重視思想的整合和齊一,提倡待人接物要采取不偏不倚、調和適中的態度,排斥極端的想法和做法。中庸之道迫使人們“不敢爲天下先”。老子說:“勇于敢則殺,勇于不敢則活。”(《老子》第73章)在這種“求同”心理的影響下,中國人逐漸養成了怕出頭、怕變革的心理。常言道,“槍打出頭鳥”,“出頭的椽子先爛”,誰先發表不同觀點,誰就會遭殃。在中國,標新立異是不被肯定的,特立獨行的人往往被衆人所排斥。于是産生了雷同的精神文化、物質文化産品,比如,八股一樣呆板的文章,火柴盒般整齊的建築,就連小學生坐、立、舉手的姿勢都跟流水線上下來的産品似的符合標准、整齊劃一。
 
  儒家思想的基本精神是保守、反對變化和改革的。儒家學派有一種說法:“利不十,不變法。”這句話的意思是說,沒有百分之百的利益,決不可以改革。事實上,任何改變都沒有十分之十的利益,只要有十分之五點五的利益,就是最大的利益。這種拒絕變化的儒家精神在中國造成強大的保守意識,使中國文化失去了創新的動力。
 
  此外,中國幾千年的農耕經濟也催生了傳統文化中根深蒂固的“求久”觀念。農耕社會的生産方式以一家一戶爲生産單位,使用簡單的生産工具,在分散的土地上耕作,爲人們提供的時空關系是固定的、靜態的,人們從生到死都生活在固定的家族中、固定的村落裏。在這樣的社會環境中,很容易滋生永恒意識,認爲世界是悠久的、靜止的。這種“求同”、“求久”、“拒變”的曆史文化造成了中國人一元化的思維模式,壓制了中國人的獨立性和創造性,中國人一般具有知足長樂、安分守己、不爲人先、好常惡變的保守心理。
 
  西方个体主义强调个人的价值与尊严,强调个人的特征与差异,提倡新颖,鼓励独特风格。在社会活动中追求行为、言论、思想上与他人的差异,成了西方国家人的一种精神风尚,受到社会普遍赞赏与颂扬。在西方,如果有人说“You are very special”(你很特别),听者会因被承认富于个性、与众不同而感到非常高兴。这种文化心理助长了西方人对多样性的追求,造就了以多样化为特征、多元文化共存的西方文化模式。
 
  “多樣性”在西方教育制度方面得到了充分體現:任何年齡段的人都可以上學或做研究生;本科或研究生修業期限給予多種選擇,只要修滿學分,一年中的任何季節都可以畢業。同時,高校的招生考試也實行多種選擇,考生可以選擇在一年中的任何一個季節參加本科或研究生考試,選擇任何一個季節申報學校,被錄取後選擇任何一個季節上學。
 
  與西方不同,“大一統”是中國教育的主旋律:即用統一的內容、同樣的方法、單一的評價機制“生産”著一批又一批近乎一樣的“成品”。中國學生使用全國統一教材的現象,在西方國家是不存在的的,是令西方人難以理解和接受的。他們認爲教育的宗旨是:尊重每個學生的個性,提供不同的學習經驗,幫助學生發展個人的價值觀、知識和能力。中國人“保持一致”的思想和行爲,在西方被認爲是人格喪失的表現。
 
  西方人,尤其是美國人,喜歡新奇,富于創新和冒險精神,“求變”是其普遍的文化心理。美國人深信,“一切他們所熟悉的事物都注定要發生變化,而這些變化所帶來的結果是美國社會不斷向前”,他們認爲,“唯一有什麽價值的曆史,就是我們今天正在創造的曆史”。正是這種追求“差異”和“多樣化”的“求變”心理,使西方人擁有了那種獨立創新的科學精神,推動西方社會創造出空前豐富的精神和物質文明。
 
  (三)長幼尊卑意識與人人平等觀念
 
  以儒家思想爲核心的中國傳統文化,曆來主張尊卑有別,長幼有序。孟子稱:“舜使契爲司徒,教以人倫,父子有親,群臣有義,夫妻有別,長幼有序,朋友有信。”(《滕文公上》)在漫長的封建社會進程中,中國形成了一整套父子、群臣、夫妻的尊卑關系,即“父爲子綱,君爲臣綱,夫爲妻綱”等三綱,誰也不得違背。儒家倫理對中國人的社會行爲有著相當深遠的影響,並構成人們判斷是非的標准。
 
  在中國,人與人交往時要受到各自地位和角色的制約,否則就是失禮。例如,看見大人主動打招呼、老遠就叫“叔叔好”、“阿姨好”的小孩,常被誇獎爲“懂禮貌”、“有家教”;不聽大人話的孩子就不是“乖孩子”、“好孩子”。中國多數學校都把“尊敬師長”寫進學生守則中,不守規則的學生不能當選“三好生”,還可能被視爲“品德不好”。下級或晚輩見到上級或長輩要主動打招呼,並以“您”相稱;雙方交談時,下級或晚輩不能中途打斷對方隨意插話,要表現出謙卑的神態洗耳恭聽;有不同的觀點更是要試探性地、婉轉地表達。否則就會被斥爲“沒大沒小”、“擺不正自己的位置”,甚至“狂妄”、“目中無人”等。此外,在出入的先後以及起坐方面,中國人也都遵守一定的規矩。
 
  中國傳統文化的這種較強的等級觀念必然會在其語言表達形式上體現出來。漢語中當幾個詞並列時許多情況下排列順序不是任意的,一般是按由尊到卑、由主到次、由大到小的次序排列,如君臣、父子、兄弟、姐妹、師徒、上下、黨群、官兵、指戰員、男女老少等等。
 
  中國傳統文化推崇“抑己尊人”的處世原則,談話時有意擡高他人地位而使自己顯得卑微,因此漢語中出現了大量的謙稱和敬稱。漢語自稱謙詞古代有:彳蔔、小人、愚、鄙人等;近現代有:學生、晚輩等。自稱親人謙詞有:家父、家母、內人、犬子等;敬稱對方有:公、足下等;敬稱對方親人有:令尊、令堂、令夫人、令愛等。這在西方人看來或許有點矯情,以爲中國人要麽不自信,要麽故意“裝假”。殊不知這是中國傳統文化結構使然。
 
  與中國文化不同,西方文化是可以用“人權”來誇耀的。現代人權概念,是17、18世紀歐洲資産階級在反對封建制度的鬥爭中提出的。爲了對抗和否定當時被認爲神聖不可侵犯的神權、君權和等級特權,資産階級思想家和政治家舉起了“天賦人權”的旗幟。他們斷言,每個人都是天生獨立、自由和平等的,生命、財産、自由、平等及反抗壓迫等等,是每個人不可剝奪的自然權利;剝奪或放棄這些權利,就是剝奪或放棄人的做人資格,是違反人性的。
 
  1776年美國的《獨立宣言》首先將“天賦人權”寫進資産階級革命的政治綱領,成爲人類曆史上“第一個人權宣言”。平等意識滲透到西方社會的各個領域,他們的行爲、工作、娛樂、語言、政治等無不體現出平等觀念,現實生活中的各種關系無不受這種觀念的制約。
 
  在西方,無論年齡大小,職務高低,人人都享有平等的權利,都受到一樣的尊重。平等意識在日常小事中也時時表現。比如,在家庭中,小孩和大人享有同等的權利,父母不能打孩子,法律不允許父母把年幼的孩子獨自留在家中,因爲小孩子的權利也不容忽視。在學校裏,教師不能體罰學生,否則就會觸犯法律,惹上官司。令中國人難以接受的是,西方文化中,子女對父母、學生對老師都可以直呼其名,晚輩或學生可以就一個問題或觀點與長輩或老師爭得面紅耳赤,毫不顧忌後者的面子或權威。
 
  西方文化中的社交称呼也充分体现平等观念,比起汉语来要简单许多。在说英语的国家, 一般情况下都采用“Mr+姓”(某先生),“Mrs+姓”(某夫人),“Miss+姓”(某小姐),“Ms+姓”(某女士)的称呼形式,而不用诸如老师(Teacher Smith)、工程师(Engineer Brown)、主任(Director William)等标志职业或职务头衔的词语来称呼对方。在首次见面、互通姓名之后,人们往往会说:“Call me John/Susan……”(叫我约翰/苏珊……吧—不含姓),在他们看来,这样才能消除距离感,表达平等友好的意愿。
 
  由于等級和身份觀念淡薄,在西方社會中上級並不拒絕向下級直接道歉的行爲,因爲他們認爲無論上級還是下級,只要冒犯了別人就等于侵犯了別人的利益,就必須道歉。這與中國的情形大爲不同。在恭維別人的能力方面,中西方也存在著明顯的差異。在美國社會中通常是權勢較高的人對權勢較低者進行恭維,因爲權勢較高者有資格評價別人。由于中國人的尊卑有別觀念以及較強的權勢心理,中國的情況剛好相反,“約58%的男性年輕人對上級的能力和成績進行恭維,其目的是取得上級的好感。”
 
  三、中西方文化心理的比較對優化中國傳統文化的啓示
 
  上文沒有也不可能囊括中西方文化的全部特征,僅對兩種文化的主要心理特征進行了比較,目的是發現幾個我們可以借鑒的特點。中西方文化各有利弊,相互平等,沒有優劣之分,重要的是中國傳統文化應對自身的利弊有客觀清醒的認識,注意吸收西方文化中的合理成分,以使自己的文化進一步完善。
 
  (一)發揚集體主義價值觀,兼顧實現個人利益
 
  中國文化的特征是群體主義,處身于群體文化中的中國人“對政府、組織、家庭向來有著較強的依附性,而‘集體主義’也一直是被推崇的道德標准。”在個體與集體的關系上,中國人經過幾千年曆史的積澱形成了以集體爲先而消融個體的文化心理,要求犧牲小我,成全大我。這種文化傾向有助于國人形成互助合作的人際關系,能夠增強集體凝聚力和群體自豪感,做事時容易形成合力。
 
  千百年來,中華民族雖曆經滄桑卻始終能夠團結一致堅強地屹立于世界民族之林,這正是得益于集體主義的文化基因。然而,從另一方面看,群體主義的價值取向不利于體現個體的價值,不利于個人主觀能動性的發揮,甚至使個體完全淹沒在群體之中。
 
  西方個體主義文化重視個體的存在與發展,反對爲了社會和他人強加于個人任何命令,認爲在世間萬物中個人本身就是目的,具有最高價值,而社會只是達到個人目的手段。西方文化在人與人關系上強調個體主義,使人過分注重個人利益和權利,推動了人們對物質世界的探求和對物質利益的追逐與享受,在促進經濟飛躍發展的同時也造成了西方社會急功近利、物欲橫流、道德水准下降、拜金主義彌漫、享樂主義擡頭等種種不良社會現象。
 
  在西風東漸、經濟全球化的今天,西方文化中的極端個人主義價值觀對中國人一向的集體主義意識造成極大的沖擊。在這種情形下,我們必須保持並繼續發揚傳統的集體主義價值觀,培養國人的民族氣節和愛國主義精神,教育人們認識到集體的出發點是爲了維護集體成員的正當的個人利益,引導人們處理好個人與國家、集體與他人的關系,以集體主義的價值觀來規範每個個體的行爲,避免經濟大潮中過于功利的思潮。同時,我們在實踐中還要重視發揮個人的主觀能動性,必須把履行道德義務與謀求個人正當利益有機結合起來。
 
  (二)弱化中庸文化心理,培養民族創新意識
 
  中國傳統文化強調中庸之道,使中國人在行爲表現上往往不采取極端的做法,不狂暴、不玄想,反對冒險和突兀的處世方式,認爲任何事物都存在著適度的合理性。這種文化心理固然不易激發矛盾,有助于建立和諧的人際關系、維持穩定的社會局勢,但同時它又使中國人言不敢離經叛道、行不敢越雷池一步,限制了個體個性的發揮,嚴重妨礙了個體提出新異觀點,壓制了國人的創新性,造成現在集體心理中不思進取、創新意識淡泊的現狀。
 
  與中國文化“安于現狀”、“求穩”、“求同”的價值取向截然不同,西方個體文化鼓勵創新、獨特、有創見,激勵和促進個人創造力和潛能的發揮,具有一定積極意義的內驅力。西方人看中獨辟蹊徑、標新立異、個人創新,因而各開其口、各行其是、各展其才、各行其志,他們隨時都會棄舊圖新。西方文化,尤其是美國文化,“具有一種不斷趨于無限不斷超越不斷改進的意向,這種不斷優化自己、解放自己趨向無限的意志和文化心態將個人和社會的發展導向卓越與完美”。
 
  中國傳統文化所推崇的中庸之道存在著不少流弊,因此我們應該弱化中庸文化心理,認真學習汲取西方文化中鼓勵探索創新的積極因素,倡導冒險和競爭意識,重視個體思想的獨創性,保證充分的思想自由,允許“異端學說”的存在,在民族創新意識和創造能力的培養中促進國民素質的提高,把中國建設成真正的創新型國家。
 
  (三)加強社會主義法制建設,保障公民平等權利
 
  中國社會的主要基礎是家庭、家族,其他社會組織與社會關系皆以家庭爲模式。根據儒家倫理,人們在家庭內部要孝順父母、敬愛兄弟,所謂父慈子孝、兄友弟恭,這是處理家庭上下左右關系的行爲准則。將家庭倫理關系向社會推衍,“既是把對家庭成員的那種長幼有別的親密態度,推廣爲對社會其他成員的尊卑有序的誠敬精神。”
 
  在中國社會,人人都有其適當的角色和位置,人人都應謹守禮數,這是傳統中國社會得以運作、人際關系得以和諧的重要保證。由此,中國文化在表現出較強等級觀念的同時,又表現出重人情、重關愛的溫情一面。這種文化心理既可以塑造出虛懷若谷、儒雅謙讓、尊老愛幼的高尚品格,也可能培養出謹小慎微、陽奉陰違、自抑自卑的消極人格特征。在這種文化中生長的中國人,在處理事務時容易對人不對事,受到人情的牽絆,難以做出客觀公正的決斷。
 
  在西方,人人平等觀念早已深入人心。西方的人人平等觀主要包含兩層意思:一是“平等是人的天賦人權”,即人人生而平等;二是“在法律面前人人平等”。他們認爲,政府的法律是爲保障個人的平等權利而制定的,只有法律才能保證每個人享有平等的追求自由與幸福的權利。因此,西方社會注重法制,各種法律法規非常細化,涉及日常生活的方方面面。西方人也比較遵守“遊戲規則”,在做決斷時往往對事不對人,不易背上沈重的人情包褓。但是,過分強調平等又使得西方社會人倫親情和宗族群體觀念淡漠,缺乏人性的溫暖。
 
  目前,在中國消除傳統文化的消極影響,加強社會主義法制建設仍是我們的當務之急。改革開放以來,中國的法制建設已經取得了長足的進步,中國人的法制觀念也日益增強,但要使中國法律與國際接軌,我們還有相當長一段路要走。我們應該客觀地看待儒家倫理思想,既看到它在維持社會和諧、改善人際關系方面所起的“潤滑劑”作用,又不能忽視它以人治代替法制而産生的負面影響。
 
  我們應努力建立健全社會主義民主與法制,把中國人從等級觀念的桎梏中解放出來,在講究人倫親情的同時用法律來捍衛公民個人平等、自由的權利,依靠制度而不是道德規範來保障社會的正常運轉,創建溫馨和諧、公正平等的中國現代新文化氛圍。
 
  通過前文的比較與分析可以看出,中西方文化各有短長,互有優勢,並呈現出鮮明的特質。雙方在努力弘揚本土文化的精華的同時,都應充分汲取對方文化中的優秀成分。對中國文化來說,既要防止盲目地認同西方意識形態,失去自己的文化身份;又要防止産生文化上狹隘的民族主義,盲目自崇排外。
 
  幾千年來,中國傳統文化曾對世界文明做出過巨大貢獻;今天,在剔除傳統文化中的糟柏部分、借鑒和吸收西方文化中的優秀部分的過程中,中國文化會日趨優化和自我完善,逐漸形成一種新的文化格局,即吸收人類先進文化精華的中國現代化新文化。這種新文化定能對我國的現代化建設起到巨大的促進作用,並對世界文明繼續做出貢獻。
 
  本文选自 西安电子科技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 2007年1月第17卷第1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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