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心理學堂:中國心理治療发展史

责任编辑:tspsy-张茵  发布于2015-04-17 16:36   浏览次  
  心理导读:心理治疗是现代社会文化的产物,古代人出现心理疾患的往往通过宗教、巫术、教育、生活规范等方式来达到心理治疗。自然,传统医学中也有很多零星的治疗心理疾患的方法。     ---www.tspsy.com
 
心理學堂:中國心理治療发展史

心理學堂:中國心理治療发展史
 
  心理治療(psychotherapy)是一個新興的學科。在西方,心理治療從萌芽到發展壯大不過100多年的曆史,而其真正作爲一個學科的建立及行業規範的完善不過是近幾十年的事情。相比之下,我國的心理治療界雖然近十年來蓬勃發展,但是從總體水平上來說還處于萌芽期。
 
  心理治療是現代社會文化的産物,古代人出現心理疾患的往往通過宗教、巫術、教育、生活規範等方式來達到心理治療。自然,傳統醫學中也有很多零星的治療心理疾患的方法。
 
  研究中國心理治療的曆史的目的當然不是要證明西方有的東西我國“古已有之”,從而獲得一些沒有太大現實意義的“自尊感”,也不是要從故紙堆裏面找出幾個古人使用過的技術讓它們煥發新顔。而是讓從事心理治療的工作者能夠看清楚這些技術和理論發展的脈絡,從而提示自己如何進一步發展當前的心理治療,尤其是避免重複古人的錯誤。
 
  比如說,心理治療的倫理規範中強調避免和患者發生雙重關系,有些從業者偏要以身試法,結果造成了患者和自己的很大問題。其實了解曆史就知道,和患者發展朋友、戀人關系的治療師古已有之,但是無一有好結果。這條倫理規則其實是曆代心理治療工作者用自己的親身慘痛教訓換來的經驗。
 
  故學習曆史需要抱著以古鑒今的態度,死記硬背史實,而缺乏“史識”,恰是學史者大忌。
 
  一、古代
 
  在中國傳統醫學中較成系統的關于心理治療的闡述最早可以追溯到先秦時期的《黃帝內經》。
 
  《內經》作者認爲,人的心理和軀體的關系是相互依存的,所謂“形與神俱,乃成爲人;形與神離,則人死亡。”
 
  同時,作者似乎已經注意到心理作用對身體其他系統的主導作用。
 
  他說:“心者,君主之官也,神明出焉。肺者,相傅之官,治節出焉。肝者,將軍之官,謀慮出焉。服者,中正之宮,決斷出焉。脂中者,臣使之宮,喜樂出焉。脾胃者,倉凜之官,五味出焉。大腸者,傳道之官,變化出焉。小腸者,受盛之官,化物出焉。腎者,作強之官,伎巧出焉。三焦者,決渎之官,水道出焉。膀耽者,州都之官,津液蘸焉,氣化則能出矣。凡此十二官者,不得相失也。故主明則下安.以此養生則壽,段世不殆,以爲天下則大昌。主不明則十二官危。使道閉塞而不通,形乃大傷,以此養生則殃。”(《內經.靈蘭秘典論》)
 
  這看上去是一種樸素的心身醫學的觀點。後世的中醫理論基本上都是從《內經》的醫學體系出發。
 
  中醫有一個明顯的特點是並沒有單獨的精神科的分科。這一方面是因爲古代中醫的理論不夠發達,另一方面,則是因爲其心理思想已經融合到各科之中,特別是作爲各科基礎的診斷學、病理學思維中。
 
  《黃帝內經》對當代中醫心理治療有較大影響的臨床心理學理論主要是“人格分型論”和“情志相勝論”。
 
  作者以陰陽學說爲基礎,把人分爲“太陽之人”、“少陰之人”、“太陰之人”、“少陽之人”、“陰陽和平之人”五種類型。又根據五行歸類的法則,分爲“木形之人”、“火形之人”、“土形之人”、“金形之人”、“水形之人”五種類型。在這五種類型之中又根據五音、陰陽屬性、態度劃分二十五種類型的人稱爲“陰陽二十五人”(《靈樞.陰陽二十五人篇》)。對每一種類型的人都詳細描述了其形體特征和性格特征。如少陰之人的性格特征是,“小貪而賊心,死人有亡,常若有得,好傷好害,見人有榮,乃反詛怒,心疾而無恩。”這種人格分型的複雜程度超過了現代西方心理學家的分類體系。
 
  情志相勝論是《內經》對中醫心理治療的最大貢獻,後代很多中醫家的心理治療都是以其爲基礎理論開展的。
 
  《內經》把人的心理活動稱爲“心”或“神”,神的活動是經“五神”和“五志”來表現的。所謂五神即神、魂、魄、意、志。它們發屬于五髒,“五髒所藏:心藏神、肺藏魄、肝藏魂、腎藏志”(《素問.宣明五氣篇》)。
 
  五髒又産生五志,心在志爲喜,肝在志爲怒,脾在志爲思,肺在志爲憂,腎在志爲恐。又從五志發展成喜、怒、悲、思、憂、恐、驚七情之說。
 
  而五髒又分別有其五行屬性,即肝屬木、心屬火、脾屬土、肺屬金、腎屬水,五行間的相克關系同時也決定了五志七情的相克關系。因此悲勝怒、怒勝思、思勝恐、恐勝喜、喜勝悲。而醫生就可以根據這樣的關系,激發病家的一種情志來糾正另外一種情志。但是《內經》只提出了這種療法的原則,並沒有相應的案例說明。
 
  《內經》中還提到了祝由形式的治療方法,“祝”是“告訴”的意思,“由”指“病由”,合起來就是祝說病由,以解除思者思想顧慮的方式。這是古代巫術常用方式,通過巫師的一套巫術儀軌,最後告訴患者他的病因是什麽鬼神作亂,從而治愈患者。但即便在《內經》的年代,這種方法也不是醫學界的主流治療方法了。
 
  在我国古代的很多医术中,都少不了要谈到气功吐纳,《内经》也不例外,其实当今的心理治疗界很多技术也都有气功吐纳的影子,比如说澄观静默、呼吸疗法(breathwork)基本上可以说是粗浅的气功入门功夫。(斯坦尼斯拉夫.格罗夫,2003,162-190;Stanislav Grof,2000,,178-206)
 
  《內經》之後直至五代,傳統醫學中心理治療的臨床方面並沒有太大的發展。但還是有一些醫學心理學的思想。如隋代巢元方指出:“心藏神,爲諸髒之主。若血氣調和,則心神安定。”(《諸病源侯論.婦人雜病諸侯一》)
 
  而唐代的孫思邈,他是一個道士兼醫生,他認爲內部的心理因素會通過“氣”的中介來影響五髒,從而産生疾病。
 
  他說:“天有四時五行,以生長收藏,以生寒、暑、燥、溫、風,人有五髒,化爲五氣,以生喜、怒、悲、憂、恐。故喜怒傷氣,寒暑傷形,磊怒傷陰,易喜傷陽,故喜怒不節,寒暑失度,生乃不固,人能依時攝養,故得免其天限也。”(《千金要方.卷27.養性序第一》)
 
  孫醫生還詳細論述了“五勞”可致病的觀點,“五勞者,一曰志勞,二曰思勞.三曰憂勞,四曰心勞.五曰疲勞……”(《千金要方.卷19.補腎第八》)
 
  值得注意,這五勞都是心理因素,也就是說他認爲大多數疾病都和心理因素有關。
 
  他還提出了在醫療過程中醫生心理素質的一些具體要求,概括地說可以歸納爲三要五不得。
 
  三要即——
 
  一要“安神定志,無欲無求”;
 
  二要“至意深心,詳察形候”;
 
  三要“臨事不成,審谛罩思”。
 
  五不得即——
 
  一不得“瞻前顧後,自慮吉凶”;
 
  二不得“自逞俊快,邀射名譽”;
 
  三不得“多語調笑,道說是非”;
 
  四不得“安然歡誤,傲然自得”;
 
  五不得“玄耀聲名,訾毀諸醫”。(楊鑫輝,2000,435-440)
 
  傳統醫學中心理治療的最高成就是在宋金元時代,這恰恰是中國曆史上一個紛亂的時代。這個時期文獻中不但出現了大量的心理治療的案例記載,而且其治療的理論依據也顯得比較完備。
 
  這段時期重要的代表人物是張子和及朱丹溪。(楊鑫輝,2000,669-678;王米渠,1986,34-37)
 
  張子和在《儒門事親.九氣感疾更相爲治衍》把起源于《內經》的情志相勝理論作了系統而完備的闡述,而且對他自己心理治療方法進行了綜述。
 
  在理論上他首先提出,“氣”是世界之本體,接著提出人的軀體和心理狀態都是同一個本體決定的。“氣本一也,因所觸而爲九。所謂九者,怒、喜、悲、恐、寒、暑、驚、思、勞也。”
 
  接著具體闡述了人的心理狀況、軀體狀況及作爲本體的“氣”之間相互影響而造成的各種臨床證相。“夫怒傷肝,肝屬木,怒則氣並于肝,而脾土受邪;木太過,則肝亦自病。喜傷心,心屬火,喜則氣並于心,而肺金受邪,火太過,則心亦自病。悲傷肺,肺屬金,悲則氣並于肺,而肝木受邪;金太過,則肺亦自病。恐傷腎,腎屬水,恐則氣並于腎,而心火受邪,水太過,則腎亦自病。思傷脾,脾屬土,思則氣並于脾,而腎水受邪;土太過,則腎亦自病。寒傷形,形屬陰,寒勝熱則陽受病,寒太過,則陰亦自病。熱傷氣氣屬陽,熱勝寒則陰受病,熱太過,則陽亦自病。凡此七者,更相爲治,故悲可以治怒,以怆側苦楚之言感之。喜可以治悲,以谑浪亵狎仰之言娛之。恐可以治喜,以恐懼死亡之言怖之。怒可以治思,以汙辱欺罔之言觸之。思可以治恐,以慮彼志此之言令之。凡此五者,必詭詐谲怪,無所不至,然後可以動人耳目,易人聽視。若胸中無材器之人亦不能用此五法也。”
 
  可以看出,其治療理論相對來說是具有一定的指導意義的。他的這種理論和當今的種種心理治療的假設實際上在邏輯上相差不大,雖然術語大不相同的。
 
  從張子和的治療實踐中可以看出,其治療方法對治療師的要求是比較高的,
 
  “余又嘗以巫躍妓抵,以治人之悲結者。余又嘗以針下之時便雜舞,忽笛鼓應之,以治人之憂而心痛者。余嘗擊拍門商,使其聲不紙以治因驚而畏響,魂氣飛揚者。余又嘗治一婦人,久思而不眠,余假醉而不問,婦果呵怒,是夜困睡。”治療師需要做很多事情,能夠及時轉換自己的行爲、舉止、言語來適應病人病情的需要。
 
  張子和的治療方法極爲靈活,報道了多個典型的案例,這裏選擇一個類似PTSD的患者的案例來看看張醫生的治療方法。
 
  案例
 
  “衛德新之妻,旅中宿于樓上,夜值盜劫人燒舍,驚墮床下。自後每聞有響則驚倒不知人,家人輩蹑足而行,莫敢冒觸有聲,歲余不痊。諸醫作心病治之,人參珍珠及定志丸皆無效。戴人(張子和的號)見而斷之日:‘驚者爲陽,從外入也;恐則爲陰,從內出也。驚者,爲自不知故也;恐者,自知也。是少陽膽經屬肝木,膽者,敢也,驚怕則膽傷矣。’乃命二侍女執其兩手,按高椅之上,當面前置一小幾。戴人曰;‘娘子當視此。’一木猛擊之,其大驚。戴人曰:‘我以木擊幾,何以驚乎。’伺少定,擊之,驚也緩。又斯須連擊三、五次。又以杖擊門,又遣人劃背後之窗,徐徐驚而笑。曰:‘是何治法?’戴人曰:《內經》雲:‘驚者平之’.平者常也,平常見之,必無驚。‘是夜使人擊門窗自夕達曙。夫驚者神上越,從下擊幾,使之下視,所以收神也。一、二日,雖聞雷亦不驚。”
 
  可以看出,其治療方法類似于近日的暴露脫敏技術。不過,張子和的案例和理論有意思的是地方在于他根本就沒有談到在心理治療中患者能夠爲這個治療作些什麽,病人是一個被動的接受醫生的信息、操作的人,醫患關系是一種引導-合作的關系模式,這種治療關系特點在中國古代幾乎所有的心理治療案例中都可以看到。
 
  此時期的另一位醫生朱丹溪也強調心理療法,他指出:“五志之火,因七情而生……宜以人事制之,非藥石能療,須診察由以乎之。”
 
  他的治療思想和張子和一樣,起源于《內經》的情志相勝理論。
 
  到明、清代,中醫心理治療中基本上沒有太大的發展。雖然有些人在具體的實踐有一些做法可以讓人聯想起某些理論基礎,如張景嶽主張用“以欺制欺”法治療詐病。但是總的來說,這個時期的心理治療還是零星的、不成系統的。(王米渠,1986,37-40)
 
  總結起來,中國古代的心理治療有以下特點:
 
  1)理論上把心理問題和生理問題密切聯系,理論架構較爲完備,本體論和臨床理論自成一體。
 
  2)基本上沒有現代意義上的心理治療體系。上文中提到的醫家,無一例外都是傳統意義上的中醫,他們做的心理治療只是他們臨床實踐的一小部分。這和古代醫學未形成細化的分科有很大關系。
 
  3)幾乎所有可稱得上具有心理治療特征的理論都是以《內經》的情志相勝理論爲基石。而《內經》的基礎理論和中國的傳統哲學是一脈相承的。
 
  4)以情志相勝理論爲代表的古代心理治療的理論有一個共同的特點,注重治療技術而忽視治療關系、治療設置等。
 
  二、現代
 
  1840年以後,中國人對學習西學的熱情逐漸升溫,到“五四運動”的時候達到了高峰。
 
  幾乎與此同時,西方的心理治療出現了一些萌芽,主要的影響就是弗洛伊德的精神分析。
 
  1920年,羅素到中國講學,其講座《心的分析》中提到了弗洛伊德。從此開始,中國的知識界開始介紹弗洛伊德的學說。到1930年的時候,很多人都比較熟悉弗洛伊德的名字了。但是實際上對其理論,尤其是臨床理論卻不甚了解。
 
  世界上很多其他國家引進精神分析都是通過醫療界引進的,而我們中國的情況卻很特殊,精神分析是作爲一種社會思潮和文藝理論引進的。所以精神分析在當時更多是作爲一種思想論辯和文學創作的理論在被使用。特別是在文學界,一直到當代,都可以看到精神分析的影響。
 
  雖然很少有人把精神分析當作一種治療技術對待,但是精神分析還是在心理學界引起了一些回響。當時主要受到美國傳統心理學影響的郭任遠、黃維榮對精神分析主要是批判態度,因爲精神分析不“科學”,而沒有受西方心理學傳統影響的高覺敷等人則堅持精神分析有其價值。不過後來也紛紛轉向批評弗洛伊德。
 
  以郭任远为代表的实证主义心理學家们坚持认为心理学应该更加客观,和哲学划清界限,故中国传统的“心性”在当时很多心理學家眼中尚且无甚地位,遑论精神分析。具有讽刺意味的是,一直致力于要把“心理”客观化的心理学界到了***,还是被扣上唯心主义的帽子,一杠子打翻。(Zhang,1992; 刘纪蕙,2001)
 
  臨床界從事精神分析者更是屈指可數。
 
  在抗戰前,馮鴻發表了對自己的自我分析,錢蘋使用她想當然的精神分析方法分析了一個兒童抑郁症患者,但是她在治療過程中違反了現代心理治療的保密原則和避免雙重關系的原則。
 
  比較值得關注的是廣州癫狂醫院的湯澄波,他早在1920年代就撰文介紹精神分析,而且比較正確的指出當時人們對弗洛伊德某些誤解,同時他提出根據他的臨床觀察,弗洛伊德的理論是成立的。這是極少數用臨床證據來支持或反駁弗洛伊德理論的論述。
 
  另一个人是戴秉衡(英文名Bingham Dai),他的背景极其复杂,本来是学教育的,后来仰慕梁漱溟,又去梁那里接受过一些训练。1929年赴芝加哥大学后,又转攻社会学。其间跟从沙利文学习会谈技巧,又到芝加哥精神分析中心接受培训。1936年回国后到当时北平协和医学院的神经精神科服务。主要是负责精神治疗,开授精神治疗课程。后来抗战爆发又移居美国在精神病院工作,以心理治療師为业。
 
  戴秉衡的理論背景和臨床經驗讓他對中國人的心理治療有一些心得,總結起來有幾點:
 
  1)中國人最關切的是如何在其文化命令下作爲人,並且同時保持個人的整合性。
 
  2)个体的“原初群体环境”(primary group environment)和基本人格结构有密切联系。
 
  人所遭遇的問題始終是“人際關系”與“社會適應”的問題。
 
  3)精神疾病來自于社會現實與自我概念的沖突。適應是雙向、而非單向的過程。
 
  4) 传统家庭中特殊的父权结构对中国人的强迫症表现有重要影响,“对权威的矛盾双重性始终是民族特性之一”。
 
  隨著全面抗戰的爆發,但是中國各界都把注意力集中到如何報效國家上面。對弗洛伊德理論的爭論冷了下來。人們更多關注心理學的實用價值。高覺敷號召同道以專業知識報效國家,如使用心理測驗選擇士兵、發展僞裝術、治療戰爭神經症,打心理戰等。
 
  上海医学院神经病学教授海尔奔(Dr Fanny Halpern)训练非专业人员为难童提供救助服务。刘宏谟则强调“自我暗示”,集中精神,让“意识的自我”同“无意识的自我”,说:“下载必赢亚洲56app抗战的行为,不能专靠着抗战的意志,尤需要赖着胜利的想象”。
 
  何邦專門研究戰爭神經症,他建議對戰士采用個別治療法,因人而異。具體措施包括1)1)以娛樂作爲“升華作用”;2)避免觸及不愉快的回憶;3)由“心理分析專家”施行暗示;4)以戰地娼妓解決戰士性饑渴問題等。
 
  在分析包括平民與軍人在內的一百三十名患者後,何邦總結出三個最重要的致病精神機制:憂慮愛人的死亡、過度的心理作用,以及家庭生活的顧慮。(王文基,2004)
 
  戴秉衡也發表了對幾個戰爭時期的患者的分析個案,特別是對一名漢奸的分析頗見功底。
 
  總的來說,從民國建立到1949年前後,中國的心理治療界的狀況有以下特點——
 
  第一,傳統醫學中心理治療的趨勢日漸式微,幾乎被拒絕于現代醫學和心理學門外;
 
  第二,精神分析作爲社會思潮進入中國,臨床界也開始關注其發展,但是隨著抗戰的爆發,精神分析在中國的發展被打斷;
 
  第三,國難當頭,整個心理治療的取向偏向于實用,和意識形態保持一致。
 
  不過我們應該看到,當時國際上的心理治療也只不過剛剛萌芽,中國戰前的心理治療的情況並不比國際水平相差很遠。戴秉衡自己說,如果不是抗戰爆發,中國當時就建立起精神分析協會了。
 
  從1949年建國後文革前,我國的精神病學主要受俄國神經精神病學模式的影響,根據巴甫洛夫理論産生的行爲治療是被比較廣泛使用的。同時比較符合當時人們理解的唯物主義的醫學模式得到了重視。
 
  1951年上海虹橋療養院精神科的黃嘉音出版了《心理治療300例》一書,從書中描述的情況來看,當時仍然有精神分析傾向的治療師在做治療,而且對精神分析的理論和實踐都是較爲熟悉的,如有學者質疑黃嘉音3、5次就取得治療效果,認爲這樣的時間還不夠建立治療關系。黃醫生的治療方法以建立治療關系的基礎上分析病因、促進領悟、說服教育爲主。雖然她宣稱應該以辯證唯物主義爲指導治療的思想,但似乎看不出其治療方法的如何貫徹這些原則的。(黃嘉音,1951,1-50)
 
  50年代末期,曾出現過“快速綜合療法”,是符合當時的“多、快、好、省”的時代精神的,研究表明,也取得了令人滿意的效果。(李崇培、李心天等,1958)這個療法令人吃驚的效果高達80%-100%,但是研究設計上有較多的問題(李心天,1998)。
 
  在文化大革命開始後,精神病學也發生了翻天覆地的變化,在精神病的病因學方面更多重視社會因素,特別是階級出身。治療手段強調通過再教育,挖掘思想根源,同時強調在中醫藥的作用。1971年《人民日報》報道了中國人民解放軍一六五醫院醫療組和彬州地區精神病院的合作是這種治療模式的一個典型。這個模式在當時精神科廣泛推廣,其特點是——
 
  1)強調公私兩條思想路線的鬥爭是精神疾患發病的關鍵,同時也承認這不是簡單的思想病,承認精神病患者的腦功能紊亂;
 
  2)注重利用毛澤東思想講道理,幫助患者鬥修批私,從而解決心理沖突;
 
  3)強調中醫治療模式,尤其是新針配合西藥治療。
 
  值得注意的一點是,在這種治療模式中,醫務人員極其注重醫生和患者的關系,雖然把治療關系等同于階級關系,但是畢竟一直占主流的治療模式不同。
 
  與此同時,精神分析再次受到了批判,南京精神病醫院的有些工作人員因對弗洛伊德的興趣而遭受了批判。
 
  另一方面,心理學界在這段時期也受到致命的打擊,姚文元在上海的報紙上發表抨擊心理學爲唯心主義的文章後,很多大學都撤銷了心理學系。總的來說,心理治療幾乎處于停頓階段,有些方面甚至是倒退的。
 
  而隔海相望的台灣,在60年代到70年代,卻再次出現了類似30年代的精神分析的熱潮,不過仍然是局限于文化界。
 
  文化大革命結束後,心理治療重新得到了發展。
 
  80年代初期在社會文化生活中發生了一個令人注目的事件,便是弗洛伊德熱潮再次出現。而且似乎比30年代那一場熱潮又過之而無不及。弗洛伊德在青年人,特別是青年知識分子中的知名度和今天的巨星差不多。但是對弗洛伊德的誤讀依舊故我,對精神分析的興趣仍然停留在理論研討上。(李孟潮,2005)
 
  其中有個例外是鍾友彬在首鋼醫院開展以弗洛伊德理論爲基礎的認知領悟療法。認知領悟治療是一種短程的治療,這種療法就是以兒童期創傷的重建爲中心。其有個特征是依靠大家庭系統的成員幫助患者回憶起兒童時期那些對他有重大影響的事情。
 
  然而鍾醫生似乎並不強調治療關系,而是強調分析患者不恰當的認知,引導患者理解不成熟的防禦機制是如何導致這些症狀,咨客從中獲得領悟後去發展一種更成熟的認知和行爲,同時他的症狀也得到了緩解(鍾友彬,1988)。
 
  當時專業界開始複蘇。開始了與國際學術界的一些零星交流,專業期刊也創建起來。各種各樣的心理治療都開始引進中國。某些心理學巨匠的著作也開始翻譯成中文。
 
  但是,由于缺乏受過訓練的專業人士,以及精神科病房中衆多的精神病人,在這一階段,最主要的治療模式仍然停留在藥物治療。雖然有些醫院也開展了心理治療,但基本上處于自學摸索的階段。
 
  如魯龍光在南京神經精神病院自創了心理疏導療法。其治愈率令人驚奇,到達了87.7%。心理疏導療法的一個典型特色是在治療關系中治療師處于相當主動的地位,治療技術以解釋、勸說爲主。(魯龍光,1996,1-2,145-159)。
 
  而50年代創造的快速綜合療法更名爲悟踐療法,操作技術是這樣的:“悟踐療法的治療手段包括心理、生物和社會三方面的認知、藥物和積極活動等治療。其中除藥物治療爲臨床工作外,認知與積極活動治療最具特色。認知治療向患者(來訪者)講授人性主義理論和心理學及醫學知識,強調個性心理特征和主觀能動性在健康和疾病中起的作用,提高其認知水平;積極活動治療包括主動調節內髒活動的深呼吸放松訓練和生物反饋、太極拳等體育活動、琴棋書畫等文娛活動、閱讀計算等腦力活動、園藝農作等體力活動、烹調縫紉等家務活動和參觀辯論等社會活動。悟踐療法的實施分三個階段:第一階段,通過領悟心理學和醫學知識增強自知力,消除負性情緒;第二階段,通過領悟個性在人際交往中的作用學會正確對待生活事件,重新設計自我;第三階段,通過領悟健康生活方式和人際關系的積極作用,重建有利心身健康的個人價值體系。”(彭旭,2003)可以看出,這個療法已經開始剝離了時代背景對其影響,而且在治療模式方面比較系統。
 
  曾經被冷落的傳統心理治療模式也開始重新獲得了的關注,對情志相勝療法的總結和運用達到了一個新的水平,其標志是1986年王米渠的專著的《中醫心理治療》的出版。劉天君對氣功與心理治療的結合也做出了一些探索。
 
  80年代後期,中國的經濟開始飛速發展。弗洛伊德熱退潮。以此對應的是,比較實用的、大衆化的很多心理自助類讀物開始走進人們的日常生活,而專業心理治療也一步步的發展起來。
 
  不僅在醫療機構有心理治療咨詢的服務,而且在學校、監獄也相繼成立了心理咨詢室。
 
  很多地區都出現了專業的心理治療服務機構,甚至出現了私人開業的心理診所。
 
  當時的心理治療主要仍然是具有中國特色的行爲治療。曾經有一位精神分析師參觀了當時中國的(主要是北京、上海、南京)精神衛生機構。她對當時中國臨床界的總體印象是:“中國的精神醫學既是藥物傾向的,混雜著對傳統方法的自信,又是行爲傾向的。暗示、再教育和忏悔起著重要的作用。
 
  非常难于建立联系和互换意见,像西方世界那样进行迅速有效的交流是不切实的。”在接触的所有同行中,只有南京的陶国泰开展的儿童心理卫生工作让他们觉得可以理解。(H. C. Halberstadt-Freud,李孟潮、施琪嘉译,2001;H. C. Halberstadt-Freud,1991)
 
  進入90年代後,心理治療的發展得到了政府的扶持,更是迅速的發展。
 
  司法部公布,在中國60%多的監獄中開展了心理咨詢。2002年,衛生部號召全國的學校應在學校內提供獨立心理咨詢房間。
 
  而2000年後,勞動部主辦的“心理咨詢師資格認證”、衛生部主辦的“心理治療師資格考試”,和人事部主辦的“心理保健專業人才培訓”,更是有力促進了心理治療的發展。
 
  很多地方的心理治療專業機構很快由門庭冷落變得熱鬧非凡,以武漢忠德心理醫院(原中德心理醫院)爲例,從2003年-2005年,業務量幾乎增長了200%。
 
  但是應注意到,在農村和城市偏遠地區的占70%的大多數人仍然沒有得到心理治療的服務。而且和西方比較起來,中國心理治療服務的水平還是很低。體現在幾方面:
 
  1)受過嚴格的專業培訓的心理治療師、精神科醫師、精神科護士很少,幾乎沒有合格的社會工作者;
 
  2)在中國只有不到1000家精神機構,11萬張精神科床位,13000名從事精神健康的專業人士,而且絕大多數的資源都集中在大城市中。占人口70%的農村和小城鎮人口得不到合格的心理服務;
 
  3)缺乏專業規範和專業話語。
 
  在專業方面,九十年代至今是中國大規模學習西方心理治療的時期,各式各樣的培訓班層出不窮。而且近年來這些培訓開始逐漸從初期的入門性質的簡介進化到比較深入的水平。
 
  在此過程中,中國的治療師也對西方的心理進行了一些整合。
 
  在認知治療方面,徐俊冕發展了一種3人認知治療模式(治療師,護士,患者),該方式在全中國不同醫院得到了廣泛應用。首先在中山醫院(原上海醫科大學,現複旦醫學院)建立了門診心理咨詢診室,該模式的應用中咨客首先由護士給予中國版SCL-90和貝可抑郁量表等量表的測試,然後由治療師開始會談或治療.咨詢/治療基本沒有預約,誰先在門診挂號處挂號,誰就先看。治療或咨詢時間有長有短,但很少超過每次30分鍾。中藥,鎮靜劑,抗抑郁劑常常作爲補充治療措施。
 
  到1996年爲止,發表了20篇文章考察了認知治療在治療抑郁,焦慮,性功能障礙,人格障礙的作用。徐俊冕和季建林對這些研究做了回顧,得出的結論是認知治療的療效是得到普遍肯定。
 
  錢銘怡是最早在中國介紹理性-情感治療(RET)的人,也有不少成功治療的報道。近年來錢教授所在的北大心理系和心理咨詢中心在引進認知-行爲療法方面不余遺力。其中的EMDR治療師的認證培訓已經完全和國際接軌,並且發明出了適合中國人使用的雙側聲響刺激的技術。
 
  90年代張亞林和楊德森通過整合道學和認知理論發展了中國本土第一個認知療法。整個治療需要15次訪談,每次訪談1小時,時間總跨度是6個月以上(第一個月有5次訪談,在隨後的2到6個月內每2周一次)。在患者的壓力水平,需求等級,沖突和應對方式都得到仔細的評估後,
 
  治療師跟患者討論從道家學說中概括出來的“利而不害,爲而不爭”,“少思寡欲,知足知止”,“知和處下,以柔勝剛”,“清靜無爲,任其自然”等三十二個漢字所表達的道義,患者運用這些道理來控制和監督他們的負性認知。143個廣泛焦慮患者參加的隨機臨床研究的結果進一步肯定了治療作用。
 
  在動力學治療方面,申荷永在發展介紹了榮格心理分析學的同時,在理論上重提中國傳統學脈的“心性”說並逐漸地整合中國的傳統和榮格心理分析的技術,而且不斷有專著出版。
 
  朱建軍結合精神分析和國外的意象治療的方法發展了“意象對話”技術,是目前國內比較具有深度心理學底蘊的方法,同時其理論開始靠攏中國傳統如《易經》和佛學思想。
 
  霍大同也對精神分析的理論提出一些新穎的理論,如其代情結理論和承襲拉康的對漢字和無意識結構的關系的討論。
 
  人本主義治療和超個人心理治療在李紹昆和張寶蕊的大力推動下,也開始在全國各地發展。特別是在理論推介方面,有很多專著、譯著的出版,同時一直致力道家學說和人本主義的結合。
 
  如今中國的心理治療界還有一個重要的特點便是家庭治療成爲了主流的治療方式。這一方面和趙旭東、李維榕等人的大力推動有關,另一方面也許也說明了家庭治療這種方式本身和中國文化的相契合之處頗多。另外,趙旭東及其團隊對家庭治療的量化研究是在國際上是獨樹一幟的。
 
  三、討論
 
  當前這個階段中國的心理治療和以前各個曆史階段相比起來有很多自身特點。這也許是觸發我們思考的起點。
 
  第一,如今幾乎所有治療師都會比較重視治療關系的建立。即便是不太強調治療關系的行爲治療的培訓也是如此。我們可以看到,在古代中國的心理治療學說中,並不是太強調這一點,而是如孫思邈一般強調醫生的自我修養。在本土療法中如認識領悟療法、悟踐療法、道家認知療法中也不太強調治療關系的建立,而在***期間的治療模式中卻的確既強調了和患者建立關系(雖然不是治療關系),又強調了患者的自我反省。這種在關系模式中強調點不同的原因是什麽?
 
  第二,認知-行爲治療仍然是當今心理治療界的主流。這不僅僅是體現在研究文章和譯著的數量上,而是也體現在臨床工作中。但是,據本人所知,很多臨床工作者所作的認知療法和貝克等所說的那種認知療法是不同的,最大的特點便是很少使用“蘇格拉底法”提問來促進對方的思考,而是直接地“解釋”。從曆史上來看,從祝由開始,一直到張子和的案例,到本土療法的很多技術操作,以及森田療法和精神分析在內。“解釋”是一個很明顯的治療策略。爲什麽“解釋”會收到如此國人普遍的接受?一方面是強調共情,一方面是對解釋的熱愛?這兩者的關系是什麽,它們如何協調起來?
 
  第三,當今的狀況是西方心理治療模式勢頭強勁,而本土療法式微,包括具有東方特色的森田療法也已經風光不再。這個現象和精神分析在上個世紀30年代和80年代精神分析在文化界的“熱賣”有很多類似之處,一邊是熱情高漲的叫賣,一邊是冷冷清清的學術研究。目前中國心理治療界也出現了類似的問題,到處都可以聽到某種療法如何如何好的“美麗傳說”,但是卻見不到有關此種療法的國人的專著面市,即便是介紹性的專著也罕見。這種浮躁現象不僅僅是出現在心理治療領域,其它很多學科也有類似通病,值得我們深思其背後的心理機制。
 
  四、參考文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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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文/李孟潮 | 来源/心理学空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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